6月，當酷熱還未鋪滿大地，高考的熱情早已席卷全國。這註定是一個不平凡的月份，加之高考恢復40周年，圍繞它而展開的討論必然經久不息。
40年來，高考的恢復對中國歷史發展的推動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其間也是備受爭議，甚至可以說是我國最受爭議的制度之一。
如今，站在恢復高考的不惑之年，本報將以系列專題的形式，回顧過去、剖析現在、思考未來，希望通過厘清高考的脈絡，為其未來發展提供一些借鑒。
如果說，1978年鄧小平同志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下一個圈將中國帶入瞭改革的快車道，那麼，改革前夜，1977年的那個冬天，關閉瞭11年的高考大門再次敞開，就是為改革輸送人才制造瞭先機。
經濟發展，教育先行。高考40年既是社會發展、經濟轉型在教育上的縮影，也是對高等教育辦學規律、人才選拔機制的摸索前行。
招生指標：
適應經濟轉型發展
1977年冬天，全國570萬名考生奔赴考場。在經歷 上山下鄉 的年代，回到大城市工作成為瞭知識分子的渴望，國傢計劃內招生、用人單位委托培養更是平添瞭他們對大學的期待。
然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百廢待舉。不隻是大城市渴望人才，老少邊窮地區的經濟恢復與發展，同樣需要高層次人才。 相對東部沿海地區，這些地方急需人才，但自身無力培養，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傢為兼顧全局發展，運用宏觀調控對招生實行傾斜是很有必要的。 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桂慶平博士說。
1983年，國傢正式實行 定向招生，定向分配 政策，規定在中央部門或國防科工委系統所屬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實行面向農村或農場、牧場、礦區、油田等艱苦行業的定向招生。
直到今天，傾斜政策仍然在延續。
尤其是2012年，我國發佈瞭《中西部高等教育振興計劃》，支持中西部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加快發展,大幅增加農村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名額。桂慶平指出，從公平的角度看，它對於縮小中西部差距，滿足農村、邊遠、貧困地區對高層次人才的需求，有著重要意義。
回到高考初恢復的那個年代。1985年，高考改革又誕生瞭兩個新名詞 自費生、保送生。新名詞的出現，實際上是對經濟發展、高等教育自身發展的補充。
桂慶平告訴記者，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高校可以在完成國傢招生計劃之外招收自費生，這擴大瞭高校自主權，增加瞭學生選擇的自由。而保送生制度一定程度上改變瞭重考試、唯分數，忽視學生其他方面素質培養的局面。
這樣的補充與修繕，自然不會就此完結。
事實上，隨著高校招生並軌改革，公費生、畢業包分配等政策從此退出歷史舞臺。在靈活多樣的自主招生政策的影響和沖擊下，保送生政策的作用和功能也在逐漸弱化。
無可否認，每一項政策的出臺都有其歷史原因，但隨著社會發展，更好的機制生成，它們中的大部分將逐漸淡出歷史舞臺。
考試內容：從標準化到多樣化
最初幾年的高考是什麼模樣？現在的考生大概無法想象，理科7門、文科6門，以至於中小學生的書包越來越沉，電視、報紙上治療青少年駝背、近視的廣告越來越火。
從1985年開始，減少科目就成為高考改革的一大趨勢。同年，國傢教委先是將理科、文科各減為3+2共5門，上海則實行3+1方案，並進行標準化考試試驗。1989年8月，國傢教委決定將標準化考試逐步在全國推行。
於是乎，在上世紀90年代， 減負 素質教育 成為中小學教育的一大口號，而 3+X 也成瞭高考科目組合的基調。
1993年，國傢教委推行高考科目 3+2 方案改革，強調考查基礎知識，同時註意考查能力。
1999年，教育部開始推行 3+X 科目考試方案。廣東省率先開始在高考科目設置和考試內容上進行改革。
考試內容從標準化走向多樣化，讓學生更靈活、更自由地選擇備考科目，凸顯瞭高考改革人性化、個性化的特征。
錄取方式的改革在於傳統一張卷子選拔人才的方式過於單一，衡量不出學生的創新能力、實踐能力、品德發展等。 在桂慶平看來，考試內容的調整和豐富契合瞭現代考試制度的要求，實現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政策目標。
如今的 3+X 被賦予瞭新內涵。
在2016年公佈的高考改革方案中， 3+3 成為眾多省份未來高考的新模式。學生不再分文理科，根據高校公佈的分專業(類)自主提出選考科目范圍，自主選擇選考科目。
2014年，教育部提出將高中學業水平考試、綜合能力測試加入高考人才選拔機制。率先試點的浙江 三位一體 的錄取方式、上海多元評價錄取，在綜合能力評價上有瞭新探索。 與此伴生的是，全國一張卷的局面在2004年被打破，國傢統一命題走向瞭部分省份自主命題。而就在2015年，全國共有25個省份使用國傢考試中心命題試卷，持續多年的高考自主命題，首次迎來收縮信號。
且不論未來高考是否終將回歸統一命題，單就自主命題的十多年而言，確是權力下放的新階段，這個過程充滿瞭探索，也為新的可能制造瞭機遇。
錄取機制：選擇權逐步提升
眾所周知，一考定終身，是高考屢受詬病的原因之一。
2000年和2001年，上海、安徽、內蒙古、北京等多地推出春季高考改革，給學生多一次高考機會。其中，上海在新高考改革中，采取招考分離的方式，一名學生可獲得兩張大學預錄取通知書，再進行選擇確認。
春招一定程度上緩解瞭夏季高考對學生的壓力，但實際效果在各省份不盡相同。
桂慶平解釋道，由於參加的院校層次不高、專業數量有限，學生參與的積極性並不高，一些省份慢慢就取消瞭春招。在高等教育擴招的大背景下，夏季高考的錄取率不斷增高，春季高考也在逐漸失去吸引力。
但其打破一考定終身的思路，卻在21世紀初被延續下來。
2003年，教育部開始在全國22所高校推行自主招生，結束瞭高校每年在同一時間招考的歷史。
2012年，教育部下發《教育部關於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幹意見》，明確指出要進一步擴大自主招生的試點范圍。
盡管自主招生政策受到暗箱操作、對農村學生不公平的質疑，但其 打破瞭長期以來，高校招生計劃、招生標準由政府統一規定，評卷由政府統一安排的傳統，擴大瞭高校自主權，事實上也擴大瞭學生和高校之間雙向選擇的權利。 桂慶平說。
作為對公眾詬病的彌補，《教育部關於進一步完善和規范高校自主招生試點工作的意見》中要求，自主招生向邊遠貧困地區傾斜，對邊遠貧困地區的自主招生提供經費補償，加大對農村生源的自主招生力度。 需要提醒的是，隨著高校自主權的擴大，高校須完善內部治理結構，健全權力運行機制，特別是在招生環節上加強監管。 桂慶平說。
高考40年帶來的選擇權逐步提升，更像是在回答一道由1到X的選擇題。盡管其改革的進度、力度受到爭議，但我們仍然期待它有更多的可能！
師 說
高考是一道門檻，邁過即進入大學。伴隨著大學生們成長成才的高校教師也同樣經歷過高考，他們或剛剛走上講臺，或已執教幾十年，但無論時間長短，高考都像一個烙印，以它日漸的公平與公正，記錄著對他們命運的改變，留下一段記憶，反映幾十年變遷。
作為高考的親歷者和高考恢復40周年的見證者，高校教師們對高考這種人才選拔機制又有著怎樣的體會和認識呢？
高考改變瞭我的命運
●彭庭松
我曾有過兩次高考經歷，第一次是在1990年，由於數學考得太差，落榜瞭；經過一年復讀，次年考中瞭傢鄉的師專。得知考中的消息，我很激動。那時能考中，不管是大學、中專、專科還是本科，能跳出 農門 就是勝利。我高考的那兩年，全國的錄取率也隻有22%和21%，可見那時的考試多麼不容易。也正因為不容易，才特別珍惜。
對我來說，高考意味著改變命運。那時候，知識改變命運是事實。多少農傢子弟憑借著高考，有幸走出瞭大山。我能進入師專，首先是得到瞭繼續學習的機會，但同時畢竟是專科，這也激發瞭我努力奮鬥的決心和繼續上進的願望。飲水思源，今日我能在大學裡教書，關鍵的轉折點還是當年的高考。可以說，高考改變瞭我的人生軌跡。
今天的大學成為瞭一種普及教育，上大學比以前容易很多，這對於提升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功不可沒。高考作為一種人才選拔機制，總體上還是很好的，當然也有需要改進的地方，那就是盡量做到公平，消滅地方差異，給寒門子弟更多的機會。同時，高考內容也應該更多體現素質教育的成果，高考的手段和方法還有值得探索和改進的餘地。
（作者系浙江農林大學集賢學院院長）
高考須盡量做到公平
●康國華
1997年參加高考，這對於當時的我來說似乎是一個不二的選擇，後來就進入瞭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一直到現在。
高考是改變人生命運的一場考試，它會決定一個人將來在哪兒讀書、在哪兒工作，甚至在哪兒定居，還會影響一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從高考開始，大傢的命運就開始發生改變，說它是二次投胎也不為過。
就目前來看，高考是我國人才選拔最合適的方式。但我們還要註意兩個問題，一個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一個是高考的相對公平。
以前的高等教育更偏重精英式培養，後來隨著高考制度的改革和我國教育的普及，它已逐漸成為瞭普通大眾能夠承擔得起的一種最基本的培養方式。我國人口很多，但轉換不成生產力。要轉換成生產力，前提是受過教育，而且是高等教育。我覺得，高考應該在這方面起到更大的推動作用。
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傢一直在講的公平，我們要盡量做到高考的相對公平。作為教師，我關註到高考對於不同階層的人來說意義是不同的，比如那些傢庭比較困難的孩子，高考就是一個很好的出路。我希望，不管怎麼改革高考，國傢都要對中西部和貧困人群有所傾斜，做到相對公平，保留一個通道。
（作者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微小衛星研究中心主任）
關註高考後的大學教育同樣重要
●莊世宏
我是1988年參加高考的，那時的高考壓力並不像現在這麼大。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當年高考錄取率很低，大多數人都考不上，所以也不覺得有太大壓力，現在學校分很多層次，大傢不僅要考上，而且還要考一個好學校，如果上不瞭好大學，就會影響將來的就業等很多方面；二是與我們那個年代相比，人們現在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瞭高考上，因為如果接受不瞭好的大學教育，就無法在社會上立足。
由於我國人口眾多，各種資源剛性短缺，供需矛盾造成瞭社會上的諸多不公平。但相對而言，我國國情所決定的高考，是在這種情形下最公平的一種人才選拔機制，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當然，它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大傢都圍著分數轉，這就給孩子成長帶來很多問題。但我認為，目前沒有更好的可以替代高考的選拔方式。
此外，我們還需要註意，孩子們在高考前很拼，進入大學後開始放松瞭。我們那個時代，學生雖然也有這種想法，但在大環境下，這一問題並不突出，而且當時高校管理非常嚴格。如今，學生面臨的誘惑更多，這是社會大環境所致。
所以，我們應該關註高考，也應該關註高考之後的大學教育和人才培養。
（作者系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才工作辦公室主任）
高考越來越客觀公正
●史小華
1999年，我在河北衡水參加高考。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的高考和現在最大的不同就在於估分報志願。對於考試情況，自己會有一定的估計，但報志願時卻很糾結，估分高低直接影響錄取情況。在農村當時的情況下，報志願時能給建議的人太少，而老師又比較忙，所以多數同學還是自己按照志願手冊報，不少人因為估分不準而沒被錄取。
對於當時的農村孩子來說，高考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可以擺脫祖輩務農的辛苦，覺得畢業之後可以有體面的工作和收入。
如今，高考越來越透明、越來越客觀公正，特別是最近幾年又有瞭自主招生作為補充，這是非常好的。對於廣大不同地域的考生來說，高考是相對公平和客觀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反映一個人的綜合素質，特別是學習能力。反過來想，如果換作其他人才選拔機制，也許詬病會更多。
當然，高考也有弊端，就是不夠公平，地區教育不平衡、資源不均衡等，但可以通過其他招生方式作為補充，盡量做到特長生不埋沒、普通人有機會。對於普通人，特別是教育和經濟落後地區的普通人來說，高考是最好的一條出路。
（作者系燕山大學機械工程學院教師）
高考 流行詞
恢復高考的40年如同一部小說，跌宕起伏中折射出我國幾十年教育改革的波瀾壯闊，也改變著每一個參與者的人生道路。
也正因此，但凡高考制度臺南市六甲區證件借款進行一些調整，總會在公眾之間掀起巨大反響，進而造成一些陌生詞匯在短時間內被大傢所熟悉。在此，我們便選取幾個這樣的詞匯，希新竹小額借錢望能夠讓我們回憶起這部 小說 中的某些精彩 片段 。
保送
保送 制度與新中國人才選拔相關聯並不是最近40年的事， 文革 時期， 工農兵保送上大學 算得上是高等人才選拔的主要渠道。但保送制度和與之直接相關的 保送生 自費生 的身份界定，卻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才開始出現在公眾的視野。
直到今天， 保送生 依然有太多的爭議。然而這一制度的出現，的確在標準的人才選拔方式之外為特殊或優秀人才選拔提供瞭一種思路，從這個意義上說，保送制度算是當今各種人才選拔制度的 先驅 瞭。
擴招
1998年，在亞洲金融危機肆虐之際，時任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傢湯敏與妻子左小蕾向中央提出 三年內將大學招生人數擴大一倍 的建議，後中央采納，由此，一場轟轟烈烈的擴招浪潮在隨後幾年席卷全國。
擴招在讓更多普通學生進入大學校門的同時，也拉近瞭高考與大眾之間的距離。如今，我國即將進入瞭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 擴招 也已成為歷史詞匯，但它所帶來的變化還將繼續影響中國高等教育乃至於中等教育的發展。
3+X
在高考40年的發展歷程中， 3+X 模式無疑是影響范圍最大的一種考試模式。
3+X 科目改革的實施，改變瞭以往全國一張試卷、一種高考模式的狀態，多樣化的高考模式初露端倪。但此後高考改革似乎陷入瞭對內容修修補補的階段，可僅僅修改考試內容，真的能讓高考越來越好嗎？
掐尖
2003年，隨著自主招生的出現，高校隻能在每年同一時間招考的歷史結束瞭。它的出現讓人們開始思考，除瞭應試考試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方式可以選拔人才？
然而，我們並沒有用自招作為流行詞，而是選擇瞭幾乎與之同時出現的另一個詞匯 掐尖，台中信貸條件因為這代表著人們對於自招的最大質疑，也代表著自招目前所面對的種種難題，這關系著自主招生未來的發台南信貸利息最低展，也關乎中國教育未來的發展。
不惑之年 論高考
■劉海峰
如果要大傢舉出 文革 後41年來對中國歷史發展影響最為重大的事件，恢復高考無疑是為數不多的幾個選項之一。今年是恢復高考40周年，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有 四十不惑 之說，恢復高考已經到瞭不惑之年，今年又成為大傢關註的熱點。
經歷11年的中斷，1977年決定恢復高考，首先遇到的一個重大難題，就是解決眾多報考者與極低錄取率的矛盾。
從1952年到1965年的14年中，每年高考的報考人數從未突破40萬。其中，從1959到1965年每年考生數多為30餘萬，1965年為35萬，14年考生數總和也不過382.6萬人；錄取率高的年份，1958年為96.9%，1952年為90.35%，最低的年份1962年為27.43%，1963年為33.36%， 文革 前最後一次高考，1965年的錄取率為46.92%。
但是，1977年恢復高考，考生數是空前的多，錄取率則是空前的低。起初預計報考者有可能達到二千多萬人，原定計劃招生20萬人，錄取率是1%。後來不少省市采取瞭地區初試，按計劃錄取數的2~5倍篩選出來，參加正式的高考，結果這一年全國最後實際考生數為570萬人。
後來經鄧小平同志提議，國傢計委、教育部決定擴大招生，經過擴招本科2.3萬人，各類大專班4萬人，共擴招6.3萬人，擴招比例達29.3%，最後錄取瞭272971人，按考生比例來算，是21:1，錄取率為4.8%。這是中國高考史上最低的錄取率。高校招生規模遠遠小於學生報考人數，供求矛盾較 文革 前大為突出。
當時為瞭讓廣大知識青年得到公平競爭的機會，不是像 文革 前那樣限制人數，而是盡量考慮如何克服困難，為考生服務。當然，還在各種文件和通知中要大傢抱著 一顆紅心，兩種準備 的態度參加高考。高考實行預選考試，這在 文革 前是從未有過的，發展到1982年共有18個省份施行，後來隨著報考人數下降才逐漸取消。
1977年恢復高考，也開始打破唯成分論的陳腐規定,對考生放寬政審條件、傢庭出身方面的限制。到1978年以後，改變瞭 文革 前高考一向不公佈分數的做法，使考生的分數呈現在光天化日之下，極大地減少瞭暗箱操作的可能。
因此，恢復高考既是對原有制度的回歸，更是撥亂反正後的新生。1977年的高考是中國歷史上最特別、最壯觀的一次高考，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而且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是一次值得不斷重溫的傳奇。
欣逢恢復高考40年的盛事，全國媒體又對1977年高考進行 集體性懷舊 。5月27日，廈門大學考試研究中心、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與江蘇省教育考試院在廈門大學聯合舉辦瞭 恢復高考40周年暨高考改革學術研討會 。這次研討會還得到中國高等教育學會、中國教育學會、光明日報教育研究中心的學術支持。
作為中國考試研究的一個重鎮，廈門大學考試研究中心的師生在全國發表和出版瞭最多的高考研究方面的論著，最近又在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瞭22本、約768萬字的 高考改革研究叢書 ，在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瞭3本 高考制度變革與實踐研究叢書 ，到年底會出齊8本。兩套書30本，算是我們為恢復高考40周年獻上的一份厚禮。
這次研討會集中瞭中國研究高考制度的最主要學者，尤其是有鐘秉林、瞿振元、戴傢幹以及筆者等多位國傢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我們4位都還兼任國傢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委員，參與瞭中國高考改革的頂層設計。所有關於高考的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國傢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的5位首席專傢也都悉數出場。出席研討會的還有廈門大學校長朱崇實教授、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名譽院長潘懋元先生等。
這次研討會雖然沒有叫 高峰論壇 峰會 等名稱，但確實可以說是中國高考改革研究的最高盛會，這也是今年目前為止以 恢復高考 為第一主題的唯一全國性學術活動。開幕式致辭和作主題報告的8位領導和專傢中，有4位是恢復高考當年考上大學的，也從一個側面說明1977級大學生成才比例較高高雄信貸利率最低銀行。
溫故可以知新，鑒往可以知來。每次重溫恢復高考的歷史，都會給中國教育和中國社會帶來滿滿的正能量。因此，今天我們回顧恢復高考不僅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可以為中國的高考改革增加前行的動力。
（作者系廈門大學考試研究中心主任）
（本版內容除 海峰隨筆 外，均由記者陳彬、溫才妃，見習記者王之康，實習生許悅采寫整理）
《中國科學報》 (2017-06-06 第5版 大學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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